1989年的夏天，我二十四岁。

那年夏天似乎格外漫长，梧桐树上的蝉鸣从早到晚不知疲倦，阳光把柏油马路晒得发软，空气里弥漫着热浪和栀子花若有若无的香气。我的电器修理店开在城东的老街上，店面不大，二十平米左右，门前挂着一块手写的木牌——“勇子电器修理”。

半年前，为了开这个店，我向老同学李萍借了一百块钱。

一百块在1989年不是个小数目。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七八十块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是个初春的傍晚，我揣着借条敲开李萍家的门。她穿着浅蓝色的毛衣，头发松松地挽在脑后，见到我时眼睛弯成月牙：“王勇？怎么是你？”

“我想开个修理店，”我搓着手，有些局促，“缺一点启动资金……”

她没等我说完，转身进了屋，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张崭新的一百元钞票：“拿着，不用着急还。”

我坚持写了借条，她接过去看也没看就放在桌上。临走时，她说：“王勇，你手艺好，一定会成功的。”

半年过去了，修理店的生意时好时坏。我修过老式收音机、黑白电视机、电风扇、电熨斗，甚至帮街坊修过一台日本进口的洗衣机。可是除去房租和日常开销，攒下的钱并不多。那一百块钱像块石头压在我心里，每次见到李萍都让我羞愧难当。

李萍在城西的小学教书，我们偶尔会在街上遇见。她总是笑着问我生意怎么样，需不需要帮忙，而我总是含糊其辞，说快了快了，下个月就能还上。

然后夏天来了，最炎热的七月。

那天下午，我正在店里修理一台“雪花”牌电视机，满头大汗地调试显像管。老式吊扇在头顶吱呀呀地转着，却吹不散屋里的闷热。我脱了工字背心，光着膀子干活，背上搭着一条湿毛巾。

“王勇。”



轻柔的声音从门口传来。我抬头，看见李萍站在门口逆光里。

她穿了一件白色短袖衬衫，浅灰色长裤，头发扎成干净的马尾，额前的碎发被汗水微微打湿。手里提着一个浅蓝色的布袋，脸上带着几分犹豫。

我的第一反应是抓起背心套上：“李、李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路过，看看你。”她走进来，环顾四周。店里有些凌乱，工作台上摆满了零件和工具，墙角堆着待修的电器。唯一的椅子上放着我中午吃剩的饭盒。

我慌忙把饭盒拿开，用袖子擦了擦椅子：“坐，坐。”

她没有坐，目光落在我脸上，又移开：“最近生意好吗？”

“还行，还行。”我含糊道，心里已经猜到了她的来意。

沉默在闷热的空气里蔓延。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，还有远处传来的蝉鸣。终于，她轻声开口：“王勇，我妈妈生病了，需要一些钱买药……”

我脑子嗡的一声。最害怕的时刻还是来了。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我擦着额头的汗，不敢看她的眼睛，“那一百块钱……李萍，真的对不起，我、我现在手头……”

话说不下去了。事实是，我所有的积蓄加起来只有三十七块五毛钱，离一百块差得远。房租再过五天就要交了，房东太太已经暗示过两次。

李萍静静地看着我，她的眼睛很清澈，像我们小时候一起去玩的城郊小溪。我记得小学时她坐在我前排，马尾辫上总系着红色的蝴蝶结；初中时我们一起参加数学竞赛，她拿了第一名；高中毕业那年，她考上了师范，我去了技校学电器维修。

“王勇，”她突然说，声音比刚才更轻，“要不……”

她停顿了一下，脸颊浮起淡淡的红晕。我以为自己热晕了出现了幻觉，因为她的下一句话是：

“要不你当我男人。”

时间仿佛静止了。吊扇的吱呀声、蝉鸣声、街上偶尔传来的自行车铃声，所有的声音都退到了很远的地方。我愣愣地看着她，大脑一片空白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，因为我看到她的脸瞬间变得通红，从脸颊一直红到耳根。她低下头，手指绞着布袋的带子。

“我是说，”她深吸一口气，抬起头，眼神里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坚定，“我们可以结婚。结了婚，这笔账就不用还了，而且……而且我可以帮你把店经营好。”

“李萍，你……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震惊、困惑、一丝难以名状的悸动在胸腔里涌动，“你是认真的吗？”

“我二十五岁了，家里一直在催。”她转开视线，望向窗外，“你也知道，我们这片儿，二十五岁不结婚的姑娘会被人说闲话。我妈这次生病，最担心的就是我的婚事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我语无伦次，“我们……我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我连一百块都还不起，怎么娶你？”

“我们可以一起努力。”她的声音坚定起来，“你有手艺，我有工资。两个人的力量总比一个人大。”

我看着她，这个从小认识的女孩，此刻站在我杂乱的小店里，说出了一番让我世界观震颤的话。我不知道她是太勇敢还是太冲动，但那一刻，我清楚地意识到一件事：我不想拒绝她。

不是因为那一百块钱，而是因为她是李萍。

“你让我想想。”我终于说。

她点点头，从布袋里拿出一个饭盒：“这是我妈做的绿豆糕，清热解暑的。我走了，你考虑考虑。”

她转身离开，走到门口时又回头：“王勇，我不是因为可怜你。我一直觉得，你是个好人。”

她消失在阳光刺眼的街道上，留下我和一盒绿豆糕，还有满脑子的混乱。

那天晚上我失眠了。

躺在店铺后间狭窄的木板床上，我盯着天花板上雨水渗漏留下的黄渍，反复回想白天的对话。李萍要和我结婚？那个从小就是好学生、考上师范、当了老师的李萍，要嫁给我这个电器修理工？

我想起更多关于她的记忆。小学五年级，我踢球摔破了膝盖，是她从书包里拿出干净的手绢给我包扎；初中时我家里困难，午饭常常只有一个馒头，她会“不小心”多带一个鸡蛋，然后说“我吃不完，给你”；高中毕业晚会，她唱了一首《茉莉花》，声音清澈得像山泉……

半夜里，我爬起来，从抽屉深处翻出借条。借条已经有些皱折，上面是我笨拙的字迹：“今借到李萍同志人民币壹佰元整，半年内归还。借款人：王勇。1989年2月14日。”

2月14日，情人节。我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日子的特殊，只是急着筹钱开店。

现在想来，命运或许早有安排。

三天后，我去了李萍家。

她家在城西的教师大院，一栋红砖楼的三层。我提着一袋苹果——用最后一点钱买的，站在楼下犹豫了很久，汗水浸湿了的确良衬衫的后背。

开门的是李萍。看到我时，她眼睛亮了一下：“王勇？”

“我来看看阿姨。”我说，声音干涩。

她让我进屋。屋子不大，但收拾得干净整洁，书架上摆满了书，窗台上养着几盆茉莉花，正开着白色的小花，满室清香。

李妈妈靠在床上，脸色有些苍白，但精神还好。我问候了她的病情，说了些客套话。李萍给我倒了杯茶，茶叶在玻璃杯里缓缓舒展。

“阿姨，我今天来……”我放下茶杯，鼓起勇气，“是想说我和李萍的事。”

李妈妈看着我，眼神温和：“萍萍和我说了。王勇，你是个实诚孩子，小时候就常来我们家玩。这些年你一个人打拼，不容易。”

“我的条件不好，”我实话实说，“店铺刚起步，收入不稳定，家里也帮不上忙。李萍跟着我，可能会吃苦。”

“日子都是人过出来的。”李妈妈说，“我看重的是人品。萍萍说你肯干、踏实、热心肠，这就够了。”

我看向李萍，她站在窗边，阳光给她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边。她对我微微点头，眼神里有鼓励。

“如果您同意，”我听见自己说，“我想娶李萍。”

说出这句话的瞬间，一种奇异的平静笼罩了我。所有的犹豫、担忧、自卑都暂时退去了，只剩下清晰的决心：我要让这个女孩幸福，尽我所能。

婚事就这样定下了，简单得不可思议。

1989年的夏天，一切都发生得很快。我们没有隆重的订婚仪式，只是在李萍家吃了一顿饭。李妈妈做了红烧肉、西红柿炒鸡蛋、凉拌黄瓜，开了一瓶橘子汽水当酒。

七月底，我们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。两张薄薄的纸，贴着我们黑白合影的照片。照片上的我表情僵硬，李萍微笑着，眼睛弯弯的。

从民政局出来，阳光正好。我看着她手里的结婚证，恍惚间觉得像一场梦。

“现在你是我男人了。”李萍说，语气里有一丝调皮。

“那一百块钱……”我下意识地说。

她笑了：“夫妻共同财产，债主和债务人都是同一个人，债务自动消除。这是法律常识，王勇同志。”

我也笑了，半年来的重压突然消散。然后我意识到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：“我们住哪里？”

我的修理店后间只有一张单人床，显然不适合两个人生活。李萍的宿舍是学校的集体宿舍，也不方便。

“我有个想法，”李萍说，“把店铺隔一下，前面做生意，后面做卧室。我已经画了草图。”

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小本子，上面用铅笔画着店铺的平面图，哪里放床，哪里做柜子，哪里隔出一个小厨房，清清楚楚。

“你什么时候画的？”我惊讶地问。

“这几天晚上。”她轻描淡写地说，“我还算了一下，用木板隔断，买些简单的家具，一百块应该够了。”

“可是我们……”我想到空空如也的钱包。

“我有积蓄。”她说，“教书三年，存了一些钱。就当是投资我们的未来。”

那一刻，我鼻子突然一酸。我转过头，假装看街边的梧桐树。这个女孩，不，我的妻子，在我最窘迫的时候，不仅嫁给了我，还要用她的积蓄来建设我们共同的生活。

“我会还你的，”我哑声说，“所有的，连本带利。”

她挽住我的胳膊，头轻轻靠在我肩上：“别说这种话，王勇。我们是夫妻了。”

改造店铺花了两个星期。李萍白天上课，下班后就过来帮忙。我们买来木板、钉子、油漆，自己动手隔墙、刷漆。邻居们听说我们结婚了，都来帮忙：张大爷送来了一个旧衣柜，赵阿姨给了我们一床新被面，街口杂货店的小刘帮忙安装了电灯。

那是我人生中最忙碌也最充实的日子。每天浑身灰尘和油漆，手上磨出了水泡，但心里是满的。晚上，我们坐在还未完工的“家”里，分享一个西瓜，规划着未来。

“这里可以放一张小桌子，吃饭用。”李萍指着草图说。

“这里我想做个工具架，这样工作台就能整洁一些。”我补充道。

“王勇，”她突然问，“你的梦想是什么？”

我愣了一下。梦想这个词，对于我这样的普通人来说，似乎太奢侈了。

“把店经营好，多挣点钱，让你过上好日子。”我说。

“那不算梦想，那是计划。”她摇头，“我问的是梦想，比如你最喜欢修什么电器？”

我想了想：“电视机吧。修好一台电视机，看着它从一片雪花变成清晰的图像，有一种……成就感。特别是当主人来取的时候，孩子围在旁边等着看动画片的样子。”

“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将来开一家更大的店，不只修理，也卖一些电器？”她的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闪闪发亮，“我听说南方现在有很多新式电器，收录机、电饭煲、微波炉……”

“微波炉是什么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就是一种用微波加热食物的箱子，很快的。”她说，“我在杂志上看到的。”

我们聊到很晚，聊电器的发展，聊将来的生活，聊要不要孩子，要几个。那些话语在夏夜的空气里飘荡，像萤火虫一样点亮了黑暗。

八月十五日，我们的“家”终于完工了。

十八平米的店铺，用木板隔成了前后两部分。前面十平米是修理区，工作台、工具架、零件柜井然有序；后面八平米是我们的卧室兼客厅，一张双人床、一个衣柜、一张小桌、两把椅子，墙上贴着李萍喜欢的风景挂历，窗台上摆着那盆茉莉花。



厨房是在门口屋檐下搭的一个小棚子，勉强能放一个煤炉和几个锅碗。

那天晚上，李萍做了三个菜：青椒肉丝、醋溜白菜、紫菜蛋花汤。我们开了那瓶邻居送的葡萄酒，碰杯。

“为我们。”她说。

“为未来。”我说。

酒很甜，她的眼睛很亮。那一夜，我真正意识到，这个叫李萍的女孩，现在是我的妻子了。

婚后生活平静而充实。李萍早上七点去学校，我八点开门营业。中午她常常带饭回来，我们就在店里的小桌上一起吃。下午她下课早时，会帮我整理零件、接待客人，甚至学会了简单的电器检测。

九月初，发生了一件事。

那天下午，一个中年男人抱着一个大纸箱走进店里，满脸焦急：“师傅，能修电视机吗？彩色的！”

纸箱里是一台14英寸的牡丹牌彩色电视机，在那个年代算是奢侈品。男人说电视机看着看着突然没了图像，只剩声音。

我检查后发现是显像管的问题，需要更换。但这种型号的显像管本地没有，要去省城买。

“大概要多少钱？”男人问。

“零件大概一百五十块，加上修理费……”我估算着。

男人的脸色黯淡下来：“这么贵……我下个月儿子结婚，想修好了放在新房里的。”

他掏出一个旧钱包，数了数，只有八十多块钱：“师傅，能不能便宜点？或者我先付定金，等发工资了再付剩下的？”

我犹豫了。一百五十块的成本对我来说不是小数目，几乎是我一个月的收入。如果对方赖账，我会损失惨重。

李萍从后面走出来，她刚才在备课，听到了我们的对话。

“大哥，您住哪里？”她温和地问。

“就前面纺织厂宿舍，三栋二单元。”男人说。

李萍想了想，对我说：“修吧，我明天去省城学习，正好可以帮你带零件回来。”

男人千恩万谢地留下五十块定金和地址走了。我有些担心地看着李萍：“万一……”

“我观察他的表情，不像是骗子。”李萍说，“而且他有正式工作单位，跑不了的。就算真的被骗了，我们也损失得起这一百五十块，但他的儿子结婚，可能就只有这么一台电视机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他是为儿子结婚准备的？”

“他的手，”李萍说，“左手无名指有长期戴戒指的痕迹，但现在没戴，应该是给了儿子打戒指用。而且他说‘新房’时表情特别温柔。”

我惊讶地看着她。这些细节我完全没有注意到。

“王勇，”她继续说，“做生意不仅要看钱，也要看人。有时候信任能换来更多。”

第二天，李萍去省城参加教师培训，晚上带回了显像管。我连夜修好了电视机。三天后，男人来取，付清了余款，还多给了十块钱：“师傅，您手艺真好，图像比原来还清晰！这十块钱请您和您爱人喝茶！”

那是我们婚后第一笔“大单”，赚了六十块钱。晚上，李萍把那十块钱额外收入放在一个小铁盒里：“这是我们的‘梦想基金’，存够了，就去南方看看新式电器。”

我看着她认真的侧脸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这个女人，不仅改变了我的生活，也在改变我看待世界的方式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秋天来了。梧桐叶开始变黄，天气渐渐凉爽。修理店的生意有了起色，因为修好了那台彩色电视机，口碑传开了，来找我修电器的人多了起来。

李萍的教师工作也很顺利，她带的班级在期中考试中得了年级第一。学校奖励了她二十块钱，她全部放进了“梦想基金”铁盒。

十月中旬，李妈妈的身体好转，来我们的小店住了一周。她帮我们缝补衣服，做饭，和李萍一起坐在门口剥毛豆，聊天。

“萍萍小时候就想当老师，”李妈妈对我说，“她总是把娃娃排成一排，给它们上课。王勇，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？”

我想起李萍问过的同样问题，这次有了更清晰的答案：“我想做出人人都用得起的电器。现在很多家庭买不起进口货，国产的质量又不稳定。如果我能学会设计和制造……”

“那你应该去学习。”李妈妈说，“你还年轻，有机会。”

夜里，我对李萍说起这个话题：“我只有技校学历，能学设计制造吗？”

“为什么不能？”李萍翻身面对我，月光从窗户照进来，洒在她脸上，“你可以上夜校，或者函授大学。我打听过了，市里有工学院的夜大班，明年春天招生。”

“可是学费……”

“我们可以攒钱。”她坚定地说，“王勇，你有天赋，不应该只满足于修理。还记得我们说的梦想吗？”

我沉默了。那个梦想太大，太遥远，我不敢轻易说出口。

“慢慢来，”她似乎看出我的犹豫，“我们先定个小目标：明年春天，报名夜大。好不好？”

“好。”我终于说。

那一夜，我久违地梦见了父亲。他是个机械厂工人，在我十五岁时因病去世。梦里，他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儿子，好好干。”醒来时，枕边已湿了一片。

李萍睡得很熟，呼吸均匀。我轻轻起身，走到店铺前区，打开工作台的灯。桌子上放着几台待修的收音机，零件散落各处。我突然有一种冲动，想把这些零件重新组装，创造点什么。

最终，我只是静静地坐了很久，看着窗外的月光，想着未来。

十一月底，天气转冷。我们买了煤炉取暖，小店后间变得更加拥挤，但也更加温馨。李萍织了两条围巾，一条给我，一条给她妈妈。她的手很巧，围巾上有简单的花纹。

那天是星期六，李萍不用上课，我们计划去公园走走。早上刚开门，一个老奶奶抱着一个旧收音机进来，说是老伴的遗物，坏了很久，想修好做个念想。

我检查后发现，收音机的线圈老化严重，几个电子管也需要更换。这种老式零件现在很难找。

“奶奶，这个修起来比较麻烦，可能要一段时间。”我说。

“没关系，我能等。”老奶奶说，“老头子走了三年了，这是他每天听新闻用的。”

她留下收音机走了。李萍轻轻摸着那个木壳收音机：“王勇，一定要修好它。”

我花了三天时间，跑遍全市的旧货市场，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零件。修好的那天，收音机里传出了清晰的广播声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。

老奶奶来取时，听到声音，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：“就是这个声音，老头子每天听的……”

她执意要多付钱，我拒绝了：“奶奶，您老伴喜欢听新闻，一定是关心国家大事的人。我父亲也是这样的人。这修理费，就当是我对老一辈的敬意。”

老奶奶走后，李萍看着我，眼睛亮晶晶的：“你做得对。”

“是你教我的，”我说，“做生意要看人。”

十二月初，下了一场小雪。南方的小雪落地即化，但孩子们还是很兴奋。李萍带着学生堆了一个小小的雪人，放在学校操场边。

我们的“梦想基金”铁盒里已经有了一百二十块钱。李萍数钱时眼睛弯成月牙：“等到明年春天，你的学费就有了。”

我看着她开心的样子，心里做了一个决定。第二天，我趁她去学校，悄悄去了百货商店。

结婚以来，我没给李萍买过任何像样的礼物。我们的婚戒是李妈妈给的一对旧金戒指，稍微改小了尺寸。我想给她买一件新毛衣，冬天到了，她只有两件毛衣换着穿。

百货商店的毛衣柜台，一件大红色的羊毛衫吸引了我。鲜艳的颜色，柔软的质地，领口有精致的钩花。价格牌上写着：四十五元。

四十五元，相当于我半个月的收入。我犹豫了很久，最终掏出了钱。这是我私藏的一点“私房钱”，从最近几笔修理费中悄悄留下的，原本想给她一个惊喜。

晚上，李萍回到家时，我把包装好的毛衣递给她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她惊讶地问。

“给你的礼物。”

她拆开包装，看到红色毛衣时，愣住了：“王勇，这很贵吧？”

“不贵。”我撒谎，“打折的。”

她抚摸着毛衣，眼圈渐渐红了：“你怎么这么傻……我们有那么多需要用钱的地方……”

“你值得。”我简单地说。

她试穿了毛衣，红色衬得她的皮肤更加白皙。她在镜子前转了个圈，然后扑进我怀里：“谢谢你，王勇。”

“是我要谢谢你，”我紧紧抱着她，“谢谢你愿意嫁给我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们第一次认真地谈到未来。

“王勇，如果我告诉你，我其实从高中就开始喜欢你了，你会怎么想？”李萍靠在我肩上，轻声说。

我愣住了：“高中？”

“嗯。记得毕业晚会我唱《茉莉花》吗？那天我一直在看你，可你这个呆子，一直在和旁边的同学说话。”她笑了，“后来听说你要开修理店，我特别高兴，觉得终于有机会帮你了。”

“所以那一百块钱……”

“是我所有的积蓄。”她承认，“我当时就想，如果你还不起就好了，这样我就有理由……”

“有理由逼我娶你？”我开玩笑。

她轻轻捶了我一下：“不是逼，是创造机会。”

我沉默了，消化着这个信息。原来，这场看似冲动的婚姻，在她心里已经酝酿了很久。

“为什么是我？”我问，“你那么优秀，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”

“什么是更好的？”她反问，“有钱？有地位？王勇，我想要的是一起成长的人。你善良、踏实、有责任心，而且你看着我的时候，眼睛里有光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每次你修好一件电器，那种专注和满足的眼神；还有你说起电器时的热情；甚至是你为还不上钱而愧疚的样子……这些都让我觉得，你就是我要找的人。”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能紧紧握住她的手。窗外，小雪又开始飘落，整个世界安静得只剩下我们的呼吸声。

“李萍，”许久，我说，“我会让你幸福的，我保证。”

“我们已经很幸福了。”她轻声回应。

1989年的最后一个月，我们的生活平稳而充实。修理店的生意越来越好，我甚至收了一个学徒——邻居家的初中毕业生小军，他想学手艺。李萍的教学工作也得到了认可，学校推荐她参加明年的市级优秀教师评选。

圣诞夜，虽然这不是我们的传统节日，但街上有些年轻人开始庆祝。李萍的学生送了她一张手绘的圣诞卡，上面画着老师和师公（我）站在修理店前。

“他们怎么知道我？”我惊讶地问。

“我跟学生讲过我们的故事，”李萍脸微微发红，“简化版的。”

“怎么简化的？”

“就说老师遇到了一个电器修理工，他修好了老师的心。”她俏皮地说。

我们都笑了。那个晚上，我们奢侈地买了一只烤鸡，开了最后一瓶葡萄酒，庆祝我们结婚半周年。

“半年了，”李萍举杯，“感觉像一场梦。”

“如果是梦，我希望永远不要醒。”我说。

十二月底，寒流来袭。我们的煤炉日夜不停地烧着，小店后间温暖如春。新年前夜，我们坐在床上，盘点过去的一年。

“今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”李萍问。

“你。”我不假思索地回答。

她笑了：“我也是。不过除了我之外呢？”

“店铺开起来了，生意上了轨道，认识了很多好邻居，还有……”我指了指桌上的几本书，“开始自学电子技术了。”

李萍给我买了《电子技术基础》《电视机原理与维修》等书籍，我每天抽出时间学习。夜大的招生简章已经贴在墙上，明年三月份报名。

“我的收获是，”李萍说，“看到了你的成长，还有我们共同建立的家。虽然小，但是温暖。”

新年的钟声从远处的广播中隐约传来。1989年就要过去了，1990年即将来临。

“新年愿望是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希望妈妈身体健康，希望你的夜大考试顺利，希望我们的‘梦想基金’越来越多。”她说，“你呢？”

“希望我能成为配得上你的人。”我认真地说。

她靠在我肩上：“你已经是最好的你了。”



窗外传来零星的鞭炮声，新的一年开始了。在这个小小的、由店铺改造的家里，我和李萍相拥而坐，规划着属于我们的未来。

那一百块钱的债务，早已在婚姻的承诺中消散。但它开启的故事，却在我们共同的生活中延续。有时我会想，如果不是那笔债务，如果不是李萍的勇敢，如果不是那个炎热夏日的午后，我们现在会在哪里？

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奇妙，一笔小小的债务，牵出了一生的缘分。

“王勇，”李萍在昏暗中轻声说，“1990年，我们会更好的。”

“一定。”我吻了吻她的额头。

在这个南方小城的老街上，在那个由电器修理店改造的小家里，我们的故事刚刚开始。而我知道，无论未来有多少挑战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就无所畏惧。

因为爱，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，能够偿还所有的债务，也能够创造无限的未来。

夜深了，雪又开始下了起来，轻轻覆盖着1989年的最后痕迹。而我们的故事，将随着新年的钟声，继续书写下去。